史傳“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張彥遠曰：“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靈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此古人言文字之功效也。文字者，文化之載體也；魔者藉此成魔，圣者因而成圣，而常人志于學者亦可以為士也。士者，有志于讀書明道者也。古有儒士、墨士，法士，及至道士等等，號稱有百家之盛；今有學士、碩士、博士，乃至院士云云，統(tǒng)計有千萬之多！近代以來，國家罹烽火之難，人民受亂世之災；歐美文明長驅直入，中華文化無端受殃。久而久之，則頭戴士人之冠冕者日眾，熟知中華傳統(tǒng)文化者日減，生造域外文化觀念者日增?；蛟唬F(xiàn)代城市文明之興盛，傳統(tǒng)村落文化之維續(xù)，皆系于國家文化法制之成敗也?！秱鳌吩啤坝^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吾輩“視乎法制以預其人文”，可乎？

晚清之際，張香濤先生曾言：“竊惟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學?！狈浇裰?，文化學者鮮談法制，法律學者專注法規(guī)，學科守“裂土分治”之勢，學者持“圈地自守”之習，已非一日。在國家文化發(fā)展之事業(yè)，雖文化從業(yè)者多有宏闊之高論，法律研究者難得精當之釋義；故而在中華文化法治之事業(yè)，廟堂屢有玉成之心，學者少有美芹之獻。職是之故，吾輩所推崇之研究宗旨有三：“熟知中華傳統(tǒng)文明之原”，“深究域外文化法制之道”，“精研中國文化法治之理”。吾儕所倡導之研究方式有二：一曰“博覽群書以廣見識”，此所謂“文化通識以為基礎”也；二曰“精研法理以求實效”，此所謂“法規(guī)精義以為功用”也。吾等眾人，亦深望當今汲汲功名富貴之學子，果能體察此念，當秉承中華先賢之愿，力戒急功近利之心，甘持青燈黃卷之業(yè)，安心向學，潛心鉆研！若吾等能集數(shù)年辛苦之功，匯中國文法學者之力，促中華文化法制之成，則吾中華文明之發(fā)達，進則助力于世界文明之大同，退則獨守乎千年古國之特質，兩者兼宜也！吾輩以獨善其身之學，償兼濟天下之志，不亦樂乎？！

 公元二零一六年，歲在丙申，辛卯之月，甲寅之日，中國文化法學人首會于岳麓之畔，湘水之濱。吾等眾人，昔者目染麓山楓葉之靜美，今日耳濡文化法學之高論，追慕汜水之濱、雅典之園，圣人論學而群賢畢至，不勝向往之至也。我輩或末學之士也，亦當效法先賢，立志為學，故成立“中國文化法研究中心”，創(chuàng)設“中國文化法治網”。從今而后，吾輩更當孜孜不倦，砥礪前行，近求文化法學研習之功，遠求文化法治經世之業(yè)！中國文化法制之發(fā)達，華夏千年文明之復興，孰謂不可為也？！

                            公元2016年4月2日

                     周剛志  謹記于岳麓山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