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6日，在中南大學法學院210室，楓林讀書社的創(chuàng)辦人之一于忠先生，為大家做了一場題為“社會科學論文寫作”的講座。之后，于忠先生、周剛志老師、邵華老師、楊清望老師和同學們一道，就讀書和寫作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交流。

        首先，于忠先生以北大林毅夫教授的一篇論文——《食物供應量、食物獲取權與中國1959~1961年的饑荒》——為范例，介紹怎樣使用實證分析方法進行社會科學研究。從四個方面展開：第一，引言部分。要明確研究主題，對既有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對文章的結構做一個清晰的說明。第二，要交代清楚所分析樣本的社會、制度和環(huán)境背景。例如林毅夫論文的第二、三節(jié)對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中國的社會和制度背景做了詳細的介紹。第三，從數(shù)據選取、經驗假設和估計結果三個方面介紹了如何進行經驗分析，強調要運用第一手資料和數(shù)據，要觸及真實的歷史背景，不能人云亦云。第四，根據分析得出自己的結論。于先生強調一定要真實的寫作，表達自己真正的心聲，“寫得好才是想得好”，從寫作中培養(yǎng)自己的思辨能力和表達能力。

        接下來，于忠先生就如何閱讀分享了自己的心得體會，他講到“凡有所學，皆有所獲”，在通識的基礎上再進行專業(yè)的研究，并從三個方面進行了詳細地論述：第一，不管是閱讀專業(yè)的學術論文，還是做課題研究，都“有用”，閱讀的關鍵是要使自己具備常識，拓寬自己的視野，形成獨立思考的能力和清晰、理性、精煉、有節(jié)奏感的文風。第二，打破學科分界，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各種學科會有共同關心的話題，一定要廣泛的閱讀，開拓自己的眼界，以求融會貫通，形成自己真實的想法。第三，獲得對社會和歷史的理解，可以有多種途徑，“殊途同歸”，知識不僅僅只局限于書本，電影、訪談等其他途徑也可以幫助我們獲取知識，“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學問人生”本為一體。

        之后，幾位老師就于先生的講座做了呼應。

        緊接著，周剛志教授圍繞“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針對當前中國法學界所謂“社科法學”與“法教義學”的論戰(zhàn)，談了自己的幾點體會。周老師認為：傳統(tǒng)法學主要以“概念法學”或“法教義學”為主要形態(tài)，以“找法”、“釋法”與“法律推理”為主要技藝，但是社會科學方法在法學中的應用，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已經成為一種常態(tài)。社會科學方法在法學中的應用，主要體現(xiàn)在幾個方面：第一，事實認定方面，運用社會科學的統(tǒng)計等方法，為已有證據能否證明待證事實提供佐證。第二，法律解釋方面，法規(guī)范存在多種解釋方案時，為法官選擇交易成本最小的解釋學方案提供佐證。這也是經濟分析法學派的主要觀點之一。第三，立法決策方面，通過調查、統(tǒng)計等實證分析方法，為立法者提供最有效的立法控制方案。周老師認為，數(shù)據統(tǒng)計等社會科學方法的應用，不僅體現(xiàn)在研究者以“餅狀圖”、“柱形圖”等圖標直觀地描述法律現(xiàn)象，更體現(xiàn)在：研究者可以根據某一理論假設將法律現(xiàn)象設置為“因變量”與“自變量”，通過數(shù)據采集、統(tǒng)計與相關性分析，證實或者證偽這些法律現(xiàn)象之間的聯(lián)系，為法律對策分析提供精確的數(shù)據分析依據。相關性分析或原因分析完成后，研究者還需要設置實驗方案，并通過實驗方案的結果選擇最合適的立法方案，提高立法決策等法律決策的科學性。周老師強調，社會科學方法的應用，使人類的社會認知方式由傳統(tǒng)的“經驗積累型”向現(xiàn)代的“實驗創(chuàng)新型”所取代，提高了法律決策者精確預知法律實施效果的能力。林毅夫教授這篇論文，運用中國的統(tǒng)計數(shù)據驗證了某一個理論假設的驗證，正是社會科學方法應用的一個范例。

        邵華老師指出于先生為什么要從“標題、主題，作者姓名、底注，摘要與關鍵詞，正文和參考文獻”這五個方面來講論文寫作，他們之間有什么內在的邏輯。

        楊清望老師認為林毅夫的論文結論是開放式的，留下了讓大家進一步研究探討的空間。

        最后，三位老師與于先生達成了一個基本共識：現(xiàn)在的學生寫作能力亟待加強，平時閱讀量太少、閱讀面過于狹窄，同學們應該好好珍惜在校時光，不要急于出去實習，應多讀經典著作，多練習學術寫作，不斷提高思辨能力，逐步培養(yǎng)自己從事復雜工作的能力，這是將來能立足社會的重要前提。

于忠先生還回答了同學們的系列提問。